書名 : 李済考古学論文選集
編著者 : 張光直、李光謨
出版社 : 文物
定価 : 7,920 円
出版年 : 1990/06 月
ISBN: 9787501003006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国的范围,并且认为“仅仅罗列这些方面就足以表明,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其中第四点内容,即视野不局限于中国这一点,张光直在《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和《〈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进行研究,在张光直看来,正是一种“人类学”的“古史观”。但这一观察,并未阻止张光直得出这样的结论：“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事实上民族主义考古学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的,最常见的就是‘文明的起源'这一类的主张。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以‘我的文明比你早!'的结论的文章：如毕士博(Carl Bishop)与李济在《古物》(Antiquity)杂志里面不同意见的交换,和滨田耕作1930年的《东亚文明的曙光》”。
张光直的记忆或许有误,因为20世纪30年代李济并未在《古物》杂志里发表文章。但对李济的这一印象不独张光直有,芮逸夫也提到过李济反驳毕士博这件事。探寻文化来源的确是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中设定的主要问题,但他的“人类史”意识至少与其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强烈。他不仅讲述某些文化内容是本土自生,也强调诸多外来因素。自学生时代起他就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即中国人类学家应当注意使自己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去民族化”。直到晚年接受费慰梅的采访时,他还对民族主义表示过“藐视”：“人是动物。……凡能满足我们祖先的需要的发明,都会得到采用(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妨碍他们)”,例如印尼在旧石器时代可能跟东亚大陆连接在一起、马拉战车从西方传来、安阳的矛头与爱尔兰青铜时代第三纪的惊人相似。
当此“民族主义”(或译为“国家主义”)似已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时,若仔细分析李济对文化源流的研究,以及他本身针对“民族主义”进行的表述,都可看出,“民族主义”正是李济极力想要避开的意识形态限制。
李济领导的现代考古学之兴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革新如影随形。古代史研究不断地破除正统,重理线索,建设多元的历史图景,与殷墟、城子崖等地发掘互为印证。但李济不久即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层,试图脱离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古代国族世系,更纯粹地依赖地下遗物。这一做法使“正统”观念愈加淡化,为此后往更远的北方、南方区域寻找中国境内早期文化的原始遗迹奠定了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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