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 近代徳育文献匯編（全33冊）
編著者 : 苗建軍韓海平主編
出版社 : 蝠池書院
定価 : 516,000 円
出版年 : 2016/09 月
近代中国的文化変革,従身処其中的個人感受的立場来看,最直接而又深刻的変化或者是倫理観念的変遷。従伝統上説,重倫常,講道徳,本来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学術,従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学,一直維持着高度的倫理関注。即便是帯有出世色彩的仏教、道教,在強大的儒家伝統下,於日常的人倫也不敢過於出入。在長期的実践過程中,儒家除了発展出天理、性命等精微的道徳形而上学,同時也発明了冠、婚、喪、祭等日常礼儀,両者相互為用,満足了中国人倫理生活的要求。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強勢衝撃,清廷以及其素所奉為治具的理学,逐漸顕露衰敗的景象,道徳革命日漸成為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新民徳以自強,逐漸成為時代先覚的共識。這種意識早在厳復的《原強》（一八九五）中已経初見端倪。数年以後,梁任公撰《新民説》（一九〇二）正式提出『道徳革命』的口号。《新民説》表彰公徳,提倡権利、自由等現代倫理。《新民叢報》発刊辞説：『欲維新我国,当先維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於国民公徳欠乏,智慧不開』。梁氏提倡的新倫理,包括『家族倫理』、『社会倫理』、『国家倫理』,他召喚的是具有新道徳的新民以及由新民所摶成的新社会、新国家。梁氏稍後的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独秀以倫理的覚悟為『最後的覚悟』（参陳独秀《吾人最後的覚悟》,一九一六年二月《新青年》一巻六号）以《新青年》為陣地,他進而提出了文学、美術等多方面的革命要求。
在保守与革命的衝突之下,近代中国人的倫理生活陥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伝統的『君子』日漸遠去,而取裁於西方人文主義的『紳士』理想也似乎也遥不可及,所以『苦悶』成為近代中国文化衝突的象征。従個人立場与命運的角度来看,近代文化史上有許多倫理悲劇。為了緩解過渡時代的文化震蕩,従官方到民間,積極籌劃各種応対手段。在教育上,晩清時期的修身教育,民国時期的人生哲学,都是為了減緩時代的倫理圧力。於此同時,学者也多本其所学、所信,発表言論,以尽引導之責。
近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人生観論争是始於一九二三年的科学与人生観論戦。本年二月十四日,儒家学者張君[萬力]在清華大学発表『人生観』演説,認為人生観有『主観、直覚、綜合、自由意志』等性質,非『客観的、分析的、受制於因果律的』的科学『所能為力』。這種論調有潜在的非難科学、并為中国伝統文化弁護的効果,這引来視科学為啓蒙利器的丁文江、胡適等人的駁斥,後来梁啓超、林宰平、朱経農、呉稚暉、陳独秀、瞿秋白等人陸続加入論争,皆有其各自的立場。論戦有関的文字後来編輯為論文集《科学与人生観》,於次年年底在上海出版。論文集有胡適序,対於当時候的人生観,胡適説『我們只有做官発財的人生観,只有靠天吃飯的人生観,只有求神問卜的人生観,只有《安士全書》的人生観,只有《太上感応篇》的人生観,……中国人的人生観還不曾和科学行過見面礼[口尼]。』 所以他要『大声疾呼』,『替科学弁護』。這充分暴露了当時中国的倫理現状,也表明在一個急速変革的年代,任何文化論争都是牽一発,而動全身,与更広闊範囲内的文化選択聯系在一起。
検索現有的有関文献,在近代文化史上我們看到各種人生観表述,従哲学思維的形式上看,有唯物、唯心、唯情等区別。而就其主張従出各種伝統而言,則有儒家、基督教,科学等各種不同。対人生観的関注最後或者都要落実於人生的具体選択,所以革命的人生観、共産主義的人生観、服務的人生観等,顕然要導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正是這些不同的人生選択塑造了中国近代的歴史進程。
出於対当代道徳教育的関注,我們数年前開始収集近代修身、倫理教育有関的歴史文献,包括晩清以来的修身教科書、人生哲学、道徳哲学等有関文献,其中教科書系列已経編輯為《近代修身教育文献叢編》,二〇一五年由南京鳳凰出版社出版。在前編之外的人生哲学、道徳哲学等有関文献則為此編。両編影印行世,或者可以方便有関学者的研究工作,対於関注対当代中国的道徳状況的読者来説,本編也不失為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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