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 : 上海図書館蔵張元済往来信札（全14冊）
編著者 : 上海図書館編
出版社 : 国家図書館
定価 : 212,500 円
出版年 : 2017/10 月
張元済先生（1867―1959）,字篠斎,号菊生,浙江海塩人。清光緒壬辰（1892）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清政府刑部貴州司主事、総理各国事務衙門章京。戊戌維新運動期間,在北京創??通芸学堂,伝授新学,并受到光緒皇帝召見。変法失敗,被革職後寓滬,由李鴻章之薦,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訳書院総校兼代??院事,主持出版厳復訳《原富》等一批学術名著和教学用書。
1903年,張元済先生応商務印書館創??人夏瑞芳之邀,進入該館工作。歴任商務印書館総編訳長（後改称編訳所長）、経理、監理和董事長等職,以至終老。前後数十年致力出版事業,以嘉恵後学為己任,并助力商務印書館従一個印刷廠成長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出版企業。
1926年張元済先生退休後,以大量心血編輯、校勘、出版了《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続古逸叢書》、《孤本元明雑劇》等大型古籍叢書,成為民国時期古籍出版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并以此於1948年当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為了古籍的保存与流通及捜集外国新書,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編訳所建設了図書館――涵芬楼,継而発展成為東方図書館。被日軍焚毀後,又参与籌建合衆図書館。抗戦爆発後,先生隠居滬浜,以売文鬻字為生。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第一次政治協商会議,当選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上海文史館館長。
張元済先生一生与友好書札頻繁,但信札保存不易,大都信筆疾書,未必自留底稿。尽管書信的散失率極高,但在張元済先生留下的文字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1959年先生逝世後,他的身前好友陳叔通先生計劃為他出版一本文集,約請上海図書館和商務印書館設法収集和抄録有関資料,但因時代原因而未能実現。直到1981年,商務印書館把上述抄録資料中的書信稿編成《張元済書札》出版。1997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張元済書札》（増訂本）,篇幅較前有很大増加。200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張元済全集》,其中第一、二、三巻為書信,篇幅増加到4475件。此外,商務印書館1983年出版的《張元済傅増湘論書尺牘》収録両人1912至1948年間往来書信共622件。“朱希祖与張元済論学尺牘”共156通,其中朱希祖致張元済信札87通,張元済致朱希祖信札69通,収入《朱希祖書信集 ??亭詩稿》,201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2017年是張元済先生誕辰150周年,為此,上海図書館決定将館蔵張元済往来信札全文影印出版。縦観這些信札,有以下三個来源：其一,来自館蔵尺牘文献。尺牘是上海図書館的特色館蔵之一,其中有不少名人,如汪康年、葉景葵、陳漢第、蒋維喬、葉恭綽、張国淦、呉士鑑、金武祥、屈??、林紹年、陸純伯、周慶云、沈曾植（海日楼）、汪栄宝、胡朴安、沈??、呉湖帆、劉承幹（求恕斎）、孫毓修、朱希祖、潘博山、潘景鄭、傅増湘等人都保存了与張元済的往来信札。其二,是上海図書館蔵盛宣懐档案。戊戌変法失敗後,張元済受到“革職永不叙用”処分,離京南下。1899年,李鴻章的幕僚於式枚借張元済的名条,写信転達了李鴻章希望盛宣懐為張元済謀職的願望。当年三月,盛宣懐通過南洋公学総理何嗣焜聘張元済為訳書院主事。正因着這様的関系,盛宣懐档案保存有張元済致盛宣懐信函32封,盛宣懐復信張元済7封。其中,除了向盛宣懐匯報南洋公学訳書院的翻訳計劃、訳書成果外；在1903年離開南洋公学後,張元済還就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本法規大全》,邀請盛宣懐写叙言等事多有書信往来。此外,特別値得一書的是,除以上提及的各名家旧蔵尺牘外,還散見有相当数量張元済的書信原件,特別是2017年3月開啓了塵封多年的紙箱,一千五百多封張元済往来信札重見天日,為学術研究提供了豊富史料。
以上諸種来源的信札匯編成書,具有以下特点：
一、数量大,時間跨度長。本書尽可能将上海図書館所蔵張元済往来信札全部影印呈現,全書総計収録約2800件,其中発信人為張元済的約1090件,収信人為張元済的約1710件。据筆者所知,時間最早始於1898年8月5日戊戌変法期間,張元済写給沈曾植請其考察変法措施在鄂、湘両省推行情況的信；最末止於1957年6月8日劉?園写給張元済的信。当然也不排除在未考証出年代的信函中有時間更早或更晩者。這60年間中国跨越了晩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的歴史巨変,這些書信見証了張元済従壮年到晩年的人生経歴。
二、撰文者和受文者衆多。在張元済往来信札中,接受張元済来信的約有145人,写信給張元済的約有350人（不包括完全考不出姓名者）。其中有清朝遺老沈曾植、陳三立、夏敬観,民国高官熊希齢、譚延??,実業巨子盛宣懐,張元済的壬辰同年呉士鑑、唐文治、葉爾愷、劉燕翼、黄允中,商務印書館同仁王云五、李宣??、丁英桂、姜殿揚、史久芸、費師洪,学者朱希祖、陳垣、馬衡、馬裕藻等；而与張元済来往信件最多的還要数傅増湘、劉承幹、孫毓修三位蔵書家。
三、内容豊富。上述両個特点必然決定了張元済往来信札内容的豊富性。在以往公開的張元済書信中,張元済本人的信札居多,除傅増湘和朱希祖両位外,友朋信札較少看到。而此次影印的信札中,友朋来信却占了更多的比例。友朋来信与張元済的去信相呼応,使読者能更清晰地了解信中述及内容的来竜去脈。張元済一生経歴豊富,社会交往広泛,除了大量的論書尺牘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信件外,其往来信札還渉及私人応酬、謀事薦人、郷邦情誼、社会活動等方方面面。如囲繞王??常求職一事,張元済和胡適、蒋夢麟、蒋維喬等這些学界要人多有書信往来。又如為資助壬辰科副主考官李端??側室李高氏一家,張元済与壬辰同年唐文治、葉爾愷、劉燕翼頻頻通信謀劃。再如,当外国資本企図侵入張元済故郷浙江的鉄路建設時,他又多次致函盛宣懐、汪康年等京官大声呼吁抵制。
此次,将上海図書館将館蔵張元済往来信札全文付諸影印,有着不容小??的意義。
首先,最大程度地展現了這些信札文献的原貌。如此大量的張元済往来信札影印出版,尚数首次。標点後排印出版的信札雖然更易読??,但影印出版的信札却更能展示其原貌。尤其是張元済先生在友朋来信上多有親筆批注,這些批注主要是復信的要点,并標明収信或復信的日期。這些都是在原先出版的書信集中較難看到的。張元済的親筆信中,有一部分是自己保留的信函原稿,其中多有増刪、修改之処,与最終発出的定稿相比照,能体現出張元済在写信過程中的思想脈絡。??外,信札影印能体現書信撰写者的書法風貌。張元済的友朋来信中,書法可圏可点者不在少数,尤其是沈曾植,王??常,譚延??、譚沢??昆仲等皆為書法大家,他們的信不僅有文献価値,更有其芸術価値。
其次,較為充分地弥補了原先出版信札中的欠失。《張元済全集》前三巻書信部分,已経公布了4475件書信。但此次在上海図書館館蔵中新発現的書信,成為《全集》極為重要的補充。就人物而言,孔昭??、葉爾愷、孫鏘、厳??、邵力子、趙鳳昌、胡朴安、章??、潘承弼等這些較重要的人物是《全集》中没有,而在此次影印中新収録的；而就保存較為完整的張元済与傅増湘、劉承幹、朱希祖、孫毓修等人的往来信札而言,此次影印也起到拾遺補欠的作用。其中有1918年1月6日、1919年6月29日、1919年8月6日、1919年8月29日、1919年8月30日、1919年9月27日、1919年10月30日、1919年11月30日、1929年12月30日、1931年3月25日張元済致傅増湘函,在《全集》和《張元済傅増湘論書尺牘》中皆未収録；1928年9月11日、1929年2月8日、1930年12月7日、1933年2月12日、1933年5月27日傅増湘致張元済函,亦未見於《張元済傅増湘論書尺牘》。1932年12月31日、1943年6月14日張元済致劉承幹函,??有年??不可考,僅署“十一月廿三日”、“四月廿日”者両封,皆為《全集》所未収。1922年12月30日張元済致朱希祖函,1923年11月14日、1923年11月20日朱希祖致張元済函都没有収入《全集》和《朱希祖書信集》。1921年8月25日張元済致孫毓修函也在《全集》中闕如。更有潘景鄭先生原私蔵,後捐於上海図書館的《張菊生丈遺札》、《張菊生葉遐庵丈手札》中保存的張元済写給潘博山、潘景鄭和顧廷竜的信函,都是《全集》所没有的,而此次将全文公布。
再次,有効地糾正了已出版信札中的某些錯誤。信札在録文、標点中出現疏漏、訛誤,是在所難免的。而将信札影印,則可糾正這些錯誤。此処略挙幾例。如1918年12月22日張元済致傅増湘函首句,《全集》和《張元済傅増湘論書尺牘》皆録文為“十二月十六日迭上両函”,現展看原信,応為“十一日、十六日畳上両函”。??有《張元済傅増湘論書尺牘》第196頁,1928年第16函傅増湘致張元済函,書中署日期為“（戊辰）九月初二日（1928年10月4日）”,而原信中則為“十月十四日”,無論陰陽歴皆対応不上；該書332頁,1935年第9函,書中日期為“（乙亥）三月廿九日（1935年5月1日）”,原信中信末署“四月廿九日”；又該書348頁,1936年第22函,函首欠漏“適因納妾黄氏,不免紛紜数日”一句,不知是否当年録文時由於時代或個人情感原因而刪去。
以上三点僅属管中窺豹,更多的価値有待学界従各方面去??掘。
張元済先生一生兼具学者和事業家的特質,他的人生軌跡無疑在知識界、教育界和政界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在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我們影印出版他的往来信札,既是紀念和致敬這位“富於新思想的旧学家,実践新道徳的老紳士”,也為学界提供了大量未曾公開的原始文献,従而彰顕了上海図書館館蔵文献的史料価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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